霍畿專欄

去年四月在北京的7天，讓我認識了好多相當優秀的同學，直到今天仍常互相關心、彼此打氣。在北京的四月天，除了看見一個泱泱大國的歷史、名勝、風景、民情，更重要的是看到、聽到他們的思維和對未來的想像。其中，讓我深刻反思，我們擁有什麼、缺乏什麼?帶著這樣的心情，回來台灣，繼續了一年漫長的學業挑戰和社團學習。或許是經過了這次的交流，我比以前擁有更宏觀的視野，看到很多，小到學界、大到整個社會的問題，我很珍惜這樣的緣分，以及這個活動背後所深埋的意義價值。也因此，當我再次收到這個交流活動的訊息時，我開始思考，我們可以做到什麼?我們希望對岸的學生、老師看到怎麼樣的台灣，怎麼樣的學校、怎麼樣的活動?我用這樣的心情報名了第四屆的交流活動。

我被分配到了活動組，也希望我們幾個有參加過去年活動的學長姐能夠給學弟妹更大的舞台去實現他們對整個活動的想像，我們則是做到傳承和從旁協助的角色，因此，我以一個學長的角度，擔任活動組的組員，並給予學弟妹一些經驗的分享，並分析各種可能方案的可能性。

我和林昕俞負責了校園導覽的活動，我們把它定調成行腳節目的形似，也就取名為「瘋陽明」，希望讓北京大學的師生們藉由一些小遊戲，更加認識我們的校園，以及我們的同學是如何在這樣的場域裡生活、學習以及成長。我們在設計這些活動的過程當中，除了希望能加入一些具有陽明特色的課程、社團、生活元素外，更希望能藉由這些活動的小巧思，讓北大同學看到我們是如何看待我們自己的校園，以及我們在設計這些活動時有怎樣的思維邏輯，透露出哪些台灣與大陸不同文化的衝擊。除此之外，我們也希望讓他們能感受到我們對他們的歡迎之意，以及了解，例如在活動中間安插一些他們的慣用語或他們所流行的一些歌曲。

很感謝協助我們完成這個活動的同學們，讓我們有更豐富的創意和題材，在活動的設計上更不落俗套，一同完成看似平凡，卻處處充滿巧思的校園導覽活動。

這次陽明和台大、中國醫藥大學的合作，我們屬於協辦的角色，很多地方都要有更多的彈性和溝通才能完成這樣的合作，我自己聽聞了很多合作過程中的摩擦，深切體會到，身為台灣未來的主人翁，我們有很多需要彼此理解立場、多為對方立場想的地方。很多的我執以及驕傲是整個活動做到完美程度的絆腳石，每個人都來自不同生長背景，看到同一件事情自然想法互異，如果我們事先沒有這樣的認知，很容易陷入互相猜忌、小地方互相計較，而忽略整體活動宗旨的狀況發生。希望在這樣的活動過後，我們都能體認到這樣合作的精神，唯有彼此的通力合作，台灣的未來才能有希望，而減少很多不必要的內耗。

在資本主義的浪潮下，世界各國的貧富差距都日益拉大，很多人開始反省資本主義出現的這些光怪陸離的現象，我們是否應該屏棄這樣的制度呢?或著說，我們有辦法擺脫這個風行當道的運作模式嗎?

法國世界報引述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的話指出：「資本主義沒有任何替代品。企業經營和競爭力必須得到捍衛。但是，我們必須找到方法來刺激我們的『老』經濟，重新恢復經濟增長，以及結束金融領域的過分之舉。」讓我不禁思考，為什麼資本主義是這樣無可取代的呢?如果是共產主義，由國家機器掌控一切生產和分配的機制，可能導致官僚貪腐或效率不彰的弊病。而若以資本主義運作，又會出現資產階級的生產工具壟斷，以及勞動階級的勞動商品化問題，不斷演變至今，就是現在大家所看到貧富差距擴大的結果了。

我曾經和我爸辯論過這個問題，當時的我認為，商人和企業家窮其一生只為了賺錢，這種工作一點意義和價值都沒有，而當今備受尊重、禮遇且廣為人知的卻是這些企業家，很多政府官員在他們面前甚至要讓他們三分，尤其是那些富可敵國、掌控台灣經濟命脈的大企業家更是如此，因此，當時的我立定志向決不從商、甚至藐視那些以賺錢為志業的商人。我記得，爸爸當時不以為然地跟我說，一個好企業家，他對於人民的貢獻甚至不比政府還少。他進一步解釋，一個好的企業養活的是好幾千個家庭，一個企業的穩定發展代表了這幾千個家庭在穩定和希望中發展，倘若這個企業主又懂得將盈餘和員工分享，甚至進一步盡到它的社會責任，從事社福等公益活動，那麼這樣的存在還算是了無意義嗎?

但這時，我又想到另一個問題了，怎樣的薪資分配才能符合這些勞動商品化後的標價呢?怎樣才不算是勞力剝削呢?怎樣才不算是血汗工廠或血汗企業呢?凡此種種都沒有標準答案，只有比較過後的相對值，憑藉的都是各國政府的對勞動力的政策保護或著企業良心。

也就是說，除非有個天才找出一個比資本主義，也就是自由市場更好的運作模式，並且在摧毀現有的制度後重建新秩序，才能改變現行統治全世界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勞資衝突和階級不平等。因此，誰執政都一樣，以貿易為經濟命脈的台灣只能很卑微的遵行這樣世界通行的遊戲規則運作。我們能做的就是督促立法和行政部門，監督資方善待員工，而且還要擔心不夠優惠的稅賦條件會讓資方將廠房外移到新興工業國家來降低成本，造成國內失業率激增。這些問題絕對不是有人爽爽的喊富人加稅、刪除企業稅率優惠就會迎刃而解的事，天真的網友醒醒吧，我們總要面對現實!

1/15立法院挑燈夜戰，終於通過了102年度的中央政府總預算，而今年立院在朝野共識下吹起了撙節風，總共刪除了370億的中央政府總預算，可說 是歷年之最，而這樣的破紀錄，是在趕時髦來符合民意，甚至討好生活難過的廣大民眾(反正刪了省事)，還是立委用心良苦希望替政府已經岌岌可危的債務懸崖做 出最後的把關?我想答案不言可喻。

 以年終尾牙為例，政府機關紛紛以今年為了共體時艱為由取消年終尾牙，此舉不但無法 慰勞辛苦一整年的公務員，讓公務員士氣低迷，還讓很多以尾牙為主要營收的餐廳苦不堪言。我想，較好的做法應是改變年終尾牙的舉辦方式，屏棄以往鋪張的排場 或山珍海味，轉而仿效很多大企業的愛心園遊會，舉辦義賣，並邀請地方小吃的攤販來擺攤，讓這筆預算能還富於民，不僅讓弱勢團體得到資助，還能讓小攤商們賺 取一些年終。

砍了370億的預算，或許能暫時紓解憤慨的民怨，但從宏觀的國家政策角度來說，把這些預算刪掉，只是在做政府節流的表面功 夫。在這麼低迷的景氣當中，更好的方式應該要從公共建設和刺激景氣方案下手，把錢花在刀口上，讓中小企業和勞工階級的民眾賺到年終，創造經濟流動的活水， 而非凍在國庫的死水。否則政府收了這麼多歲收，而這些歲收又大多源自於受薪階層，薪水少漲、物價高漲的時代，人民的相對剝奪感當然更深了!

大體解剖學是每一位醫學生都必須努力學習的課程，它是我們認識生命奧妙的開始，從身體的每一個構造，對照圖譜，按圖索驥，讓我們能在醫學的領域能有最基本的輪廓。

人類的生命是如此的多采多姿、千變萬化，不同人生的際遇都暗自訴說了不一樣引人垂淚、令人歡笑的故事。而我們何其有幸在大體老師生命的終了，用他無言的軀體，教導我們揭開生命最後的燦爛，而這樣的奉獻又是要何等的勇氣和大愛，才能成全我們對這份神聖職業知識的渴望。

更感謝大體老師家屬的大愛，謝謝您們成全大體老師的遺願，讓他們在生命的終了，成為我們每位醫學生生命中的貴人，讓我們能用感知去學習、去記憶，人體如此繁複又巧妙的設計，我們能對生命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體認，更重要是有一份不一樣的責任和使命，用這份傳承的大愛去造福未來每一位飽受疾病困擾的病患，讓他們的疾病能受到最好的醫治，讓他們的生命能重新充滿希望，更讓他們能感受到您對我們的大愛、最重要的是，讓他們感受到您所遺澤人間、遺澤社會的愛和奉獻。我深知您們身為大體老師最摯愛的親人，面對他偉大的遺願和奉獻，心中一定有更多的不捨和思念，讓我用最敬佩與感念的心，向您們最愛的親人、我最摯愛的大體老師深深地鞠躬、深深的感激，一如我們每一次向大體老師學習後都會表達的感謝。

人的一生有很多選擇，如果問我什麼選擇是最困能卻最有意義的，我想，每一位大體老師所做的決定都是我們的典範!

[聲明:身邊很多老師和學長姊都是這方面的專家，僅提供給非醫療專業的朋友參考，一點點小見，請不吝指教。]

五大皆空已不是新聞，醫療資源分布不均也為人詬病已久。然而全民健保卻是政府施政滿意度名列前茅的幾個政策之一。

隨著經濟成長，國民所得增加，人民的健康意識逐漸增加、醫療科技的日新月異、高齡化社會的趨勢等等，讓國民在醫療上的花費日漸增加，健保費又因種種政治因素無法增加。一樣的總額下，醫療需求卻不斷增加，醫護人員就淪為被剝削的對象，收入大不如前。

再加上很多健保點數的分配與付出的心力不成比例、病患維權主義高漲，醫療糾紛多，許多醫師紛紛選擇較具生活品質、風險低、收入高的科別進行執業，而讓五大皆空的情況日益惡化。

偏遠鄉鎮的生活機能不如都市，交通不便、教學醫院聚集在都市、醫療市場不夠大等因素造就了醫療資源分布不均的問題。像徐超斌這樣深具理想且願意付諸自身心力的醫師雖然不少，但也解決不了整個醫療結構性的問題。

我們平時在看新聞時，政府官員在面對數多爭議性話題，多以「依法行政」或「謝謝指教」來回應，讓許多民眾的感受不是很好，民眾普遍的直覺是「好官僚喔!」或是說，「怎麼又是這一句，可以換個詞嗎?」尤其在面對很多弱勢團體的訴求時，倘若政府的態度也是依法行政，一般民眾的反應，多會同情弱勢的處境，甚至說出「我們要這樣僵化的政府做什麼?」

在跨年當晚曾揚言癱瘓台北捷運「全國關廠工人連線」的案子而言，當記者問到總統府的看法，府方表示一切「依法行政」。就一般身為媒體受眾的我們，其實最想看到的是，政府要怎麼處理這個爭議，怎麼解決這些年過半百的勞工所面臨的困難，因為「依法行政」只是最基本的原則，它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們都知道，國家在執行行政權和立法權的同時，都必須遵守「依法行政的原則」，這也是台灣身為一個法治國家所必須恪守的基本要件，誰都無法想像我們身處的家園缺乏秩序的規範，抑或是朝令夕改。然而，身為政務官的，我們的期待是什麼?只會說:「依法行政，謝謝指教」而已嗎?

我認為，政務官在面對這些議題時，除了依法行政的基本依循外，必須更有肩膀的說出民眾所面臨的困境，與政府有哪些可以協助民眾的施政方針，例如在現有的法律底下，有哪些配套的可能，或是，透過立法院的修法，來鬆綁某些不合時宜的法律。我們當然不應期待每一個部會的長官都能了解各個領域的所有環節，更不能貿然作出承諾或擔保，因為政策的制定，不比辦家家酒，必須有各項專業的考量。但是，政務官必須在兼顧時效性、全面性的情況下，給民眾一個清楚的說明，不僅能有效防範有心人士刻意的炒作、積極解決民眾受損的權益，最重要的是，能真正讓廣大的民眾感受到，除了「依法行政，謝謝指教」之外，政府「更真實的存在」。

美麗灣度假村開發案的爭議，引發了正反兩面不同立場的相互攻訐，甚至還出現了內政部與環保署對於該建案合法與否的不同調，台東縣政府對於最高行政法院的裁定解釋與內政部的解釋也有所出入，真讓人摸不著頭緒，到底誰說的是對的?

站在建商的角度，他們投資了這麼多錢，結果飯店遲遲無法營業，甚至還有投資夥伴已經撤資，想必一定虧了不少錢。站在台東當地居民的角度，他們希望飯店趕快營業，希望能藉此帶動觀光業的興盛，進而增加就業機會，但是面對這些環保人士的抗議，營業的進展不如預期，讓他們心急如焚。站在環保人士的立場，他們擔心下一代再也看步道完整的一條與太平洋鑲嵌的美麗海岸線，以及特殊的海底珊瑚礁奇觀，如今的美麗灣度假村可能只是骨牌的開始，照這樣的趨勢下去，可能整條海岸線都要BOT了。

我認為最要負起責任的是台東縣政府，拿不出一個整體的觀光產業白皮書，放任這樣的飯店蓋在美麗的海岸線上，讓完整的美麗灣缺了一角，這樣她還叫美麗灣嗎?這樣的環評委員是否中立，如何保障台東縣珍貴的天然資源永續發展呢?如果只短視的在乎眼前的經濟利益，當嘗鮮熱潮一過，美麗灣度假村會不會又是下一個蚊子館?而且可能連珍貴的天然資源都在這樣的建築過程當中被犧牲了，我們又要如給生在台灣的下一代孩子們交代，因為我們的短視和規劃不足，他們已經沒有任何光觀優勢可以競爭了。台東在地民眾會不會也只是被縣政府和飯店業者帳面上能促進在地經濟繁榮的數字假象給蒙騙了，當大夢初醒只是徒留更深的遺憾。

今天不是台東不能蓋飯店，只是我們為什麼要在我們最美麗的海岸線上插上一棟水泥怪獸?我們要思考的是台東的觀光要拿什麼跟國際競爭?是飯店嗎?還是巧奪天工的天然景觀，令人驚豔的珊瑚美景?純樸又熱情的民眾以及天籟般原住民的歌聲和特殊的文化風情?觀光絕對不是BOT蓋蓋飯店就了事，真正要造福當地的經濟，應該串聯整個觀光產業的產業鏈，從交通的易達性開始著手、豐富台東縣境內附有在地特色的旅遊景點、充分保護天然資源，並在永續發展的前提下，讓遊客都能浸淫在海天一線的美麗灣中。觀光絕對不能炒短線，否則一旦天然資源不復在，我們還剩甚麼?

最近大家都在討論廢死與反廢死的議題，一切應該都是從方小弟割喉案開始的。方小弟割喉案的嫌犯犯案後竟供稱，反正在台灣殺死一兩個人又不會被判死刑，這樣的說法也讓台灣輿論一陣譁然。法務部在日前又火速的批准六名死囚的死刑執行令，比預期的時間提早了不少，讓人不禁將這兩個事件連結在一起，認為法務部此舉是希望恫嚇這些視人命如草芥的禽獸。就在執行死刑後，國際特赦組織馬上譴責台灣政府冷血殺人，並違背全世界廢除死刑的潮流！

姑且不論台灣政府是否符合國際潮流，我想我們要談的是死刑的意義在哪裡?廢除死刑將對我們社會造成什麼影響?

首先，死刑的存在是希望能減少重大刑案的發生，除非我們能找到比死刑更有效，或是能取代死刑的方法，否則，現階段死刑是必要之惡。當一個人犯了普通的罪，我們當然願意給他機會，也希望透過輔導和再教育的過程，讓他們重新融入社會。但是當一個人藐視他人生命的時候，我們就不免擔心這樣的憐憫會不會讓下一個悲劇的發生。而死刑的存在正為我們設下一個停損點，至少讓加害者在加害無辜的受害者前，可能因為擔心被判死刑而三思，當然很多衝動性犯案的加害者就防不勝防了。

其次，死刑在台灣社會賦予的另一個意義就是希望能以一命換一命的方式彰顯社會正義。唯有加害者的死才能讓死者安息，這樣的概念是根深蒂固地深植在民眾的腦海中，並不是人權組織的一句，死刑不能解決犯罪問題，就可以說服台灣民眾趕上這股世界潮流。我們必須透過社會溝通和從小的教育來扭轉這樣的民情。另外，還要強化社工體系，輔導這些被害家屬，早日走出喪失家人的悲痛。

再者，從精神醫學的角度來看，這樣的死刑犯多具有反社會性的人格，這樣的疾患是很難治癒的，因此，我們必須思考，如果我們不用死刑，是否有終生監禁的可能。但是，在台灣社會，政府常常在特赦或減刑，今天被判終生監禁，不久之後可能就剩20年刑期了，再不久可能就要假釋了。我們要如何說服民眾，讓他們安心這些人不會再犯?

上周末聽了彭明輝教授對於高教評鑑的演講，和大家分享一些收穫。

首先，什麼是學術自由?英國在1988年的教育法案(Education Act)指出，在法律範圍內的自由，用以質疑與檢驗普遍沿襲的見解(received wisdom)，提出不受歡迎的見解，而不受威脅。而這樣憲法保障的學術自由為的正是讓大學盡到這樣的社會責任，也就是教授們是社會的良知。而德國的柏林洪堡大學作為訂一個現代大學也強調三大學術自由:教授在研究與教學上的自由、學生的學習自由、學術機構的自主性，並強調學術活動的目的在於，為學術而學術，無關宗教、政治、經濟與俗世的任何運作。

彭教授主張，給大學教育經費的撥付必須是無條件的，如此才能授予完全的學術自由，因此以評鑑為績效管考與經費補助依據是錯誤的。教授的評鑑應來自於學生對於課程的選擇，沒有學生選擇的教授自然而然就會被這樣的市場機制淘汰。他直言現在台灣的評鑑制度是由美國移植而來，是因為新自由主義所衍生出來的新管理主義，而這樣的評鑑只會摧毀學術自由。這透由國北教大專家所設計的評鑑好像在管中小學。而在亞洲，許多大學為了前進世界百大，紛紛掀起了荒謬追求SCI論文的風潮，而SCI創辦人在2005年甚至寫了一篇論文，談到以SCI作為跨國、跨學術領域的評比是無效的。再者以SCI大多刊登研究歐美國家重視問題的文章，因而使得亞洲的教授鮮少重視對自己國家或地區的研究，這樣的偏頗也影響對區域問題解決方案的創新能力。

彭教授認為，評鑑不應由單一評鑑單位去執行(過去的評鑑中心主管多為師大背景，背景單一，沒有能力了解各大學與技術大學的教學與研究特質)。他進一步建議，評鑑應由三個部分組成:不同類型學校有不同審查標準的自評系統、學生對課程和老師的評鑑、國外專業評鑑組織。這也正與政務委員管中閔先生提到的「台灣教育體系應走向多樣化，教育部應將大學分成研究型、一般型與技職型，各類大學選定三到五所試辦自我評鑑，並透過競爭型經費，協助不同類型大學發展自我特色。」相互呼應。

另外，彭教授也回應目前廣受討論的議題，也就是反對教育商品化的訴求，他認為高教公共化的施行關鍵在於，如何確保國家用稅收所培育出來的高教人才，將來會回饋社會?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我們納稅人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去做無效的投資?

全球籠罩在經濟寒冬之下，各國領導人紛紛祭出向左傾斜的政策方針，希望能讓維繫廣大社會氛圍的庶民真正感受到政府對民意的重視。在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失業率居高不下、薪資普遍低迷、物價飆漲的大環境下，人民日子真難過。

在南韓這次的總統大選中，兩位候選人不約而同的將政見集中在民生問題和社會福利政策，一改五年前總統大選熱門的北韓議題。如何創造就業機會、如何實現經濟的民主化，讓財富從大企業向平民百姓傾斜變成了最重要的選戰主軸，候選人更進一步提出要向富人徵稅(正也與美國的富人稅不謀而合)，凡此種種皆與韓國的產業結構有很大的關係:韓國缺乏有競爭力的中小企業，因此，只要不在大企業工作的民眾，經濟收入的前瞻性就受到極大的威脅，他們不知道什麼時候公司會被整併或歇業。而在大企業上班的民眾也要擔心因年紀到達一定年限，會被迫提早退休。

在台灣，政府對於大企業的優惠政策也遭受質疑，他們認為高科技產業稅率過低，不及傳統產業和一般中小企業的一半，而正因如此，促使這些企業主只有將人力成本壓低，進而造成中下階層勞工薪資被剝削的情況。政府亟欲促進產業轉型，但是產業還沒完成轉型前，勞工朋友可能就因為高物價而怨聲載道。

施政者在面臨不同利益訴求的政策選項當中，可能要考慮誰是廣大的受眾，在失 落的世代中，該讓誰真正有感?

這兩天用空閒時間看Micheal J. Sandel教授接受天下雜誌訪問的片段，深刻感受到大師的風采。很多人說他之所以成為哈佛大學的搖滾巨星，甚至是瘋迷全世界的政治哲學教授，是因為他對談式的上課方式，但在我的觀察當中，我認為他之所以這麼受歡迎，是因為他掌握了社會脈動，讓哲學從死人骨頭或是讀起來好像有道哩，卻又太深奧的理論，成為真正能輔助我們思考當前人類社會所面臨嚴峻挑戰的工具。從故事出發，讓我們在思考過後，將思想內化為關注社會、甚至是參與、改變社會的論述基礎和核心價值。他魅力並非來自於一般名師的犀利的口才和誇張的肢體語言，而是循循善誘的啟發我們去關心我們身處的社會，進而在思考過後，將自己從看似無法改變的社會亂象中抽離，讓無力感少一點，並得到多一點點改變社會的希望的成就感。

在訪談中他區分了兩個概念:市場經濟和市場社會。市場經濟是一個非常有價值且有效組織生產力活動的工具，它帶來了成長的繁榮與富裕，也就是我們這些相對富裕國家人民之所以能受惠的理由。市場社會就不同，在這個社會裡，變成幾乎每件事都可賣，而當所有的道德價值或是社會趨力都被市場價值所取代時，公共論述會變得無趣且空洞，當政府或企業反覆強調「一切尊重市場機制」時，大家會開始對政治冷感、甚至失望。其實，不僅在台灣，全世界很多國家也面臨到同樣的政府領導危機。因為當市場機制解決不了民眾的擔心，或無法回應社會期待的同時，政府的角色就變得格外重要了，這讓我不禁想起，美國歷史上著名的大政府或小政府的辯論，在不同時代背景下，國家領導人都要思考政府到底在這樣的社會需扮演怎樣的角色。

Sandel教授在受訪過程中也談到了許多他對台灣社會正在面臨挑戰的看法。

在媒體的議題上，他認為市場不能主宰對公眾有益的機構，而媒體正是這樣的公共角色，它必須開放給不同的聲音辯論，透過對話或討論讓反對的聲音能得到社會的關注，成為任何決策能更臻完美的基石。拿台灣為例，我們的執政黨和在野黨常常在很多議題上有不同的意見，扣除那些為反對而反對的意見，不同角度切入的論述，絕對都有其存在的必要，否則將導致意見的近親繁殖，對任何外力的介入都將不堪一擊。因此，在這樣的機構審查上和節制上，政府都必須扮演重要的把關角色。在民主社會中，雖然這不是個經濟的討論方式，但的確是最完整、最全面的模式。

其次，他也相當鼓勵我們新一代的年輕人關心社會脈動，透過各種媒介的新聞閱讀，發展出自己的意見，並從小做起。這正是公民教育的最好方式，因為，當我們要形成一個屬於自己的論述或看法時，必須透過閱讀和思考來學習，唯有學得更多，才能真正地回答嚴峻的社會問題，和發展出真正有用的建設性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