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債危機席捲全球，美元大貶，全球籠罩在高物價的陰影下，百年來「難得一見」的金融海嘯就這樣硬生生地被我們遇到了。陳文茜女士在她的新書《只剩一個角落的繁華》中直指出生九零年代的我們是失落的一代，是世界對不起我們。現在繁華的都市發展，只是一個角落的繁華，而且還是假象的繁華。但是，身在這樣險困的大環境中，我們是否只能捶胸頓足，自怨自艾?抑或是，掌握時機與優勢，御風而上，做個蓄勢待發的一代呢?
席捲歐陸的債信危機
在2008年全球經濟大恐慌之後，世界各國無不使出渾身解數—降息、擴大內需等方案，試圖力挽頹勢，以盼景氣的春燕快快飛來、復甦的綠芽趕緊長大。哪知原本就搖搖欲墜的復甦契機竟被這場歐債危機徹底擊碎。希臘政府的國債成了導火線，高盛證券等華爾街金融集團成了幫兇，製造些衍生性金融商品企圖移花接木，最後釀起了這場如骨牌效應的歐債危機，現在義大利、西班牙也危如纍卵。德法等歐盟大國大聲斥責這場宛若騙局的金融遊戲，但在斥責的同時，也只能認命地拿出千千萬萬辛勤國民所掙來的錢，資助這些被視為「懶惰、無信」的國家，否則將導致一場比雷曼兄弟更大的經濟災禍。儘管，德國國民是多麼反對繼續資助這些歐盟的拖油瓶。但是，梅克爾依然冒著連任失利的風險，以前瞻的眼光，希望這場騙局能盡快結束，不要再殃及更多無辜，與國家未來的發展。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國與國之間，彼此的金錢交流更加頻繁，各種貨幣的升貶都會影響到進出口、物價，以及最重要的—人民生活的水平。這時候身為掌控國家發展與民生福祉的政府當務之急，就是如何順應時勢，採取必要刺激景氣的手段應對，畢竟，我們不是美國，無法掌控通行世界的貨幣。
民粹治國甚或專家治國
在這個變化萬千、牽一髮動全身的時代，掌控國家機器的領導人應當如何施政儼然成為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所謂的民粹治國就是指順應民意的意向來擬訂施政的方針，其結果迎合民意，不但官民盡歡，更能鞏固政府施政的民意基礎，使得下一個任期的選舉能旗開得勝。專家治國則是指菁英政治，讓各領域的專家治理國政，發揮所長，並以更宏觀的眼光、為現在及未來布局。民粹治國固然能堅實貫徹民意的基礎，實現直接民主的價值。然而，大部分民眾所關心的往往是切身相關的既得利益，看待事情較難能以客觀的方式看待社會上各種極具爭議性的議題，往往易受特定政黨或利益團體煽動的「感性」大於追求實事求是的「理性」，更有學者指出難令我們入耳的「台灣人太過濫情」的批判，這也正是民粹治國容易出現的危機—短視近利，難有完整前瞻性的政策規劃。但是，身為執政者，如果失去民意的基礎又難在有限的任期內得到選民的認同，更遑論能在下一次選舉中繼續連任，貫徹遠大的政治理念；倘若凡事皆以民調來治國，雖然在短期內能累積極高的聲望，但以長遠來看，國家難在這個分秒必爭的全球化時代中脫穎而出，下一個世代只會失去既有優勢與競爭力，淪落為失落的國度，貧困的民瘼。面對這樣的兩難，身為人民的我們只能選出「有良心」的當政者，冀望他們屏除個人對於權力的慾望，以國家福祉為依歸，開創永續發展的世代經營。相反地，身為執政者則可以有更積極的作為，除了落實菁英政治的精神，更應讓人民「有感」，透過更全面、分層分級的政策宣傳與教育，讓人民理解，以鞏固民心，更要粉碎所謂「冷氣房裡治國」的刻板印象，補強每個政策對每個階級應有的分配正義。的確，大財團、大企業的獲利能鞏固整個政府財稅收益與經濟指標的亮眼成績，並且在選舉經費上有龐大的挹注。然而，正如佔領華爾街的抗議群眾所言「最基本的事實就是我們99%的人不能再繼續容忍1%人的貪婪與腐敗」。換句話說，其基本訴求就是對於政治腐敗、以及大商業公司和最富有的1%的富人在政策制定上享有特權的反感。國家是所有人民的，不是那1%的富人的，這不是厭富、排富，而是在重視產業發展的同時，更應讓絕大部分的人民感受到生活的富足與公平正義。
貧富不均與國家存亡的危機
在整個社會分工日漸精細的今日，社會勞力上依然分成兩種主要的分工，一種是勞力者的藍領階級；另一者則是勞心者的白領階級。兩種分工的彼此配合才能實現「比較利益」的經濟學真諦。兩者既是唇亡齒寒的依存關係，更是穩定社會運作的分工模式。然而，自古至今，尤其華人世界，普遍存在著「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思想，以致社會階級的形成，而父母對於兒女就業發展概念的根深蒂固，也反映在整個時代對於人才培育重點目標上的差異。這樣長期的受教分配不均與受薪分配不義的積累下，自然而然的產生了社會上階級的對立。一國之內，兩者的對立甚至比對於敵國的仇意更加劍拔弩張。勞資雙方長期以來的不信任，造成了整個企業，乃至於國家的信賴與合作危機，更每每成為選舉競爭，特定政黨或是利益團體的攻擊目標，希望藉由長期以來深植人心的那份矛盾，策動階級對立，以獲取更多選民的支持或倒戈。
在中國近代史上，這樣子的危機政個了施政者極大的教訓—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壯大即是透過這樣子矛盾，取代了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統治地位，藉由廣大困苦的農工革命、土地革命，包抄相對少數的城市資產階級，使得最後國民黨節節退敗，最後居守台灣。因為人民在貧困的狀態下，與其餓死不如為肚皮而戰，或許還能有下一餐的著落。現今的中共政府也面臨到同樣的問題，沿海城市受益於鄧小平時代經濟特區改革開放遺澤，享受今日富裕發達的生活，然而，身在內陸城市的人民卻是民不聊生，每每天災飢荒或是物價上漲，民眾就只能無語問蒼天。在幅員廣大，人口爆量的中國，各區域發展的後天不平、資源與地利優勢的先天不均，皆可能導致整個國家的異議聲浪鋪天蓋地而來，尤其在中國長期人權低落、言論自由、傳媒打壓、族群多雜的情況下，中國就是藉由一部分人的富強，帶動整個國家GDP的亮眼成績，以及藉由舉辦奧運等大型活動來深化民族意識的凝聚，企圖掩蓋這些不民主所激發的民怨，否則內陸省份早就革命了。當然，身為領導人的大陸掌權者也意識到這一點，積極追求區域間的平衡發展，如同鄧小平當時所追求的，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再來帶動整個國家的發展，也正是現在中共當局所施政的重點。
要解決這些問題，絕非打壓資產階級，或是發發津貼補助弱勢團體即可達成。我們應當循其本源，從重視各種層面的教育體系開始。「行行出狀元」不能只是口號，以為喊一喊就達成了傳統思想體系的轉型，而是要從整個受薪階級的分配正義以及受教權益及發展的完整規劃著手，這不是叫我們放棄菁英教育的投資，而是讓技職教育的規畫更為完整。菁英教育是國家發展整個新興產業的動能所在，理應大力支持。然而，在有限的經費下，應做更有效的投資與應用，挹注強調具有產能的研究計畫，而非蓋蓋大樓和研究室就算了，唯有挹注未來具有產能和發展的研究，才能帶動整個中下游產業的發展，帶動就業市場的活絡，減少失業人口對社會造成的負擔，解決根本存在的社會問題，包括失業所衍生的犯罪或社福問題。另一方面，技職教育也應受重視，除了排除家長及學生心理上的劣勢外，更應在實際面上有所作為。強調產學合作的立基，並使學習生涯與職業生涯無縫接軌，排除「畢業即失業」的普遍擔憂，讓每個行業都成為一種無可取代的專業，每個專業都能受到尊重以及合理的待遇，唯有如此，才能達到一個均富的富強社會。到時候，階級的對立與矛盾也將迎刃而解。
台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從辛亥革命至今，中華民國已進入一百個年頭，舉國歡騰的同時也面對著世界上嚴峻金融的局勢及挑戰，尤其金融危機可能更甚於戰爭所帶來的影響。中華民國在台灣，從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迫遷來台至今，在三民主義的架構下，人民享受了民主珍貴的果實。當然，這其中也包含了黨政專制時代實施戒嚴對於人權的迫害，包括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到美麗島事件，台灣走過這些腥風血雨，政治人物的功過也已蓋棺論定、眾說紛紜，該道歉的永遠也道歉不完，該面對的歷史創傷也應徹底檢討，成立獨立的調查機構也有其必要性，使真相成為後人的教訓，不應再讓特定人士消費這些受難家屬的傷痛，來成就自己的利益。但是，經歷這些經濟上的發展，包括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有「台灣人錢淹腳目」的俚語等，都說明了台灣在國際上的特殊定位。不論有人說是這些發展都只是順著潮流而有所發展也好，抑或是有人認為有今天這樣的成就是歷代政府官員努力的施政也好，這些都只是觀點的不同而已，至少我們擁有世界上眾多國家中排名前段的生活水平。台灣難能可貴的就是對於不同族群、宗教的包容，以及延續著優良傳統的美德價值，以及濃厚的人情味。面對全球化的競爭壓力，我們不應繼續內耗，要真正落實實事求是的精神，畢竟國與國之間只有絕對的利益，沒有永遠的盟友，只有發展出不可被取代性的國家優勢，才能贏得國際間的尊嚴，千萬不要本末倒置，鎖國甚至金錢外交，因為要比錢多，人口少的台灣絕對無法出線。
奮起的一代，無限的未來
面對全球經濟二次衰退的嚴峻挑戰，身為七八年級的我們應謹記「創新為產業汰舊新生的泉源」。賈伯斯在面對雷曼兄弟倒閉危機時，曾說過：「別讓外在的噪音干擾我們的心聲。」後來iPhone的推出所得的亮眼成績也再次證明，創新的產品或是產業是不受景氣影響的。正如同陳文茜女士在《只剩一個角落的繁華》中最後一章對於賈伯斯的緬懷:「那怕一無所有。光著腳，只要真誠的專注於一些有價值有意義的人與事，世界不會在我們的眼前塌陷。」失落的一代?蓄勢待發的一代?只在於我們要如何面對這些挑戰，採取怎樣的應對措施與態度而已。
留言列表
